近日，在2023南国书香节期间，学者、作家王尧携长篇小说《民谣》与近年出版的散文集《时代与肖像》《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我们的故事是什么》做客广州方所，与中山大学教授、评论家谢有顺、郭冰茹，以及作家黄灯，从个体经验的细致描摹到知识分子的群像观照，从历史的文化遗存到当代的精神传承，谈其散文中历史与个人的风景，聆听久远而亲切的日常的弦歌。
黄灯、王尧、谢有顺、郭冰茹（从左至右）
(相关资料图)
2021年至今，王尧陆续出版了散文集《时代与肖像》《日常的弦歌》《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时代与肖像》在刻画记录往事的同时，充分呈现一代人成长的韧性与国家民族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扶持，带有强烈的个人传记色彩；《日常的弦歌》则走进“不为人知的西南联大”，讲述理想与传奇背后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更关注承继“五四”传统的沧海文心，以素描或写真的方式，让一个个声名远扬的作家生平鲜活起来，思考当下的文人如何寻求意义、适应现实。
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呈现历史与个人的风景
在郭冰茹看来，这三部散文集虽都是新近出版，但王尧材料的收集、文献的积累，还有长期以来在文学研究中形成的历史观和文学观，都共同促成了作品目前的样貌。“三部散文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王老师是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去进入宏大叙事的讲述，从小的切口去呈现一段大的历史。”王尧坦言自己是在日常生活中成长起来，青年时期也不太会善于从宏大角度讨论问题。
王尧介绍道，自己的散文创作始于大学时期，最早的散文发表在中国散文学会举办的《散文天地》，工作后写作便一度搁置，直到2003年《南方周末》邀请他写散文专栏他才重拾兴趣，专栏名叫作《纸上的知识分子》，后出版时改为《脱去文化的外套》。但每个星期一篇稿子的催稿让他对散文随笔产生了反感，停笔长达十多年。直到后来《读书》杂志和《收获》杂志的陆续约稿，才重回散文创作，前者书写几代知识分子的反思，后者题名《沧海文心》，聚焦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文人思想和生活，以及国家在被侵略时如何坚守住自己的文化。自《沧海文心》王尧开始将日常生活纳入写作视野，比如老舍在重庆怎样把自己住所当了之后招待同学和朋友，他想通过这些日常生活毛茸茸的细节，呈现中国文人如何在国难当头时保持气节。
2019年王尧延续该思路，在《钟山》开辟《日常的弦歌》专栏，关注地处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他摒弃传奇色彩，在史料中爬梳联大人的日常生活，从中看到他们从容与大爱的品格，比如写出《背影》和《荷塘月色》的朱自清其实是一个极为脆弱敏感的人，但就是这样脆弱敏感的人在闻一多被暗杀后第一个站出来大声质疑。在王尧娓娓道来的散文笔调中，这些视若无常的历史细节重新向我们走来。与前述几本关注大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精神命运不同，《时代与肖像》则回到其小时候的东台乡下生活，在他看来，历史风云落在一个小村庄里边就像灰尘一样。王尧坦言：“我试图通过一种日常生活的经验，能够呈现历史的风景，个人的风景，同样也呈现个人与历史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
“他所有文字背后都站着一个叫王尧的人”
作家黄灯曾在2011到2013年跟随王尧做过“文革”连环画的研究，对王尧的作品和为人都极为熟悉。这些年下来，她对王尧的整体感觉从来没有变过，“我觉得王老师所有的文字背后都站着一个人，站着一个叫王尧的人，他的形象，他的人生经验，他的性格，他的气质，包括他说话的语调，他的文学感觉，在我的脑海里从来没有分开，读他的论文也会觉得有一个写散文的王老师站在里面，读他的散文也能够马上就想到他论文的脉络”。
在黄灯看来，王尧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他很勇敢、很难得地在经过多年学术和体制规训后，性格中依然保持最原始和粗粝的部分，“他的学问他的散文，包括他的小说，跟他的人生经验是完全水乳交融在一起的”。这也体现在他对核心命题关注的始终如一，“对知识分子的考察，对‘文革’、对五四和传统的精神资源的清理，在他的散文里面一直有的，他关注的东西始终没有变过。”同为作家的她深受感触，在她看来，不管做研究还是创作，一个特别宝贵的动力和资源就是直面真实，每个人的人生经验都是人文学者的根基和本色。谢有顺认为这也是一种腔调，“文学尤其要带着口音，无论学问还是文章，没有腔调，没有口音，没有口气，没有梁实秋说的那种文调，这样的文章也基本上没什么可以看的。”
写作是让自己重新过一辈子的开始
2020年，王尧在《收获》杂志发表其首部长篇小说《民谣》，2021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单行本。但“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这句迄今为人津津乐道的小说开头却肇始于20年前。王尧认为自己是没有写作天才的，“只有通过不断地阅读和写作，写下去之后才能激发你身体里某种处于睡眠状态的那部分，把它激发出来，我就知道我能写小说，也能够写散文，写作是让自己重新过一辈子的一个开始，它会激活过去许多记忆”。谢有顺戏言写散文的王尧拥有了“胡说八道”的权利，作为文学家的苏东坡写出《赤壁怀古》，虽然怀古的地点有误但不影响它成为千古名篇，而作家拥有的权利其实是捍卫个体想象和感知的权利，“在想象中也能创造一种真实，我觉得这是不同写作的路径”。
在郭冰茹看来，王尧的小说蕴含散文化元素，他的写作也是一种跨文体尝试。王尧戏称自己有三个笔记本电脑，一个做文学研究，一个写小说，一个写散文，诗歌则是在手机上随手记录，但他对文体的概念有自己的理解。谈及时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他认为非虚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文体，“这种方法它超越我们对散文的理解，我们不能用一种文体来定义另外一种文体，也不能用一种小说来定义另一种小说”。在王尧看来，学术与文章在早些时候并非独立存在的。中国新文化传统下的大学其实有文章的传统，鲁迅、沈从文等好多作家同样是大学教授，好多大学教授同样也是作家。“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体系，它不断地专门化，大家就专门做研究，而且也说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谢有顺也认可这种观点，古代没有专门的诗人和散文家，也没有所谓书法家或篆刻家，其实都统称为文人。“文这个概念本就是个复合的概念，把文做得好的人恰恰是要贯通的。不单是贯通文体，贯通知识的边界，说高一点还要贯通天地。”
谢有顺认为，王尧散文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风格，他用“四有新人”概括王尧的散文创作：细节、故事、情怀和美感。一是有细节，包括知识、生活、精神、时间的细节；二是有故事，用什么方式讲述，怎样开头又如何结束；三是有情怀，王尧遍览这么多知识分子，亲近这么多伟大复杂丰富的灵魂后，他也具有了一种情怀和古代士人的风格，至少没有掩饰自己对这种精神风格的向往，“这种情怀是他的精神根底”；四是有美感，语言、文体和修辞的讲究，它们“共同构成王尧这一个人的整体性”。
南都记者 朱蓉婷 实习生 帅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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