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Nihilism）一词的词干部分源于拉丁文“nihil”，意为“什么都没有”。后缀“-ism”一般被译为“主义”，大致上是“主张”或“意识形态”的意思。这两部分组合起来就可以得到“虚无主义”一词的字典式含义：一种关于“无”的、一种主张“无”的意识形态。
既然它的核心是“无”，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虚无主义”呢？毕竟，从字面上看，“虚无主义”是一个如此“空”且“不值一提”的概念，对它的关注甚至不如关注彩虹独角兽这样的虚构对象来得有意义。因为“无”似乎要比“虚构对象”来得更加低级，更加不接地气。
或许最新出版的《虚无主义》一书能对这样的疑问给以某种意义上的答复。在此书中，作者诺伦·格尔茨对“虚无主义”及其相近概念进行了新奇且富有颠覆性的辨析。他提醒读者，一个“乐观、理想主义、富有同情心且追求幸福”的人依旧可能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一种主张生活有意义的哲学可能比想象之中更接近虚无主义。
(资料图)
虚无主义就潜伏在我们身边，它或许有着温柔可亲的外表，实际上却隐含着无穷的危险。不做任何思想上的准备，幼稚天真地贸然接近它，将会被它攫取吞噬，最终被同化为一个虚无主义者。
撰文｜赵奕菲
《虚无主义》，[荷兰]诺伦·格尔茨著，张红军译，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2022年10月。
追求意义的哲学，
如何导致无意义感？
格尔茨提示我们，在现代社会，虚无主义宛如我们的精神空气： 我们沉浸于其中，赖以为生，绝大多数人却无法明确地意识到它的存在，遑论对其进行触摸。 的确，学院派知识分子或许对其进行过巴洛克式的精微阐发，大众文化则将其作为贬义词轻易地用来投掷别人。 关于“虚无主义”，人人都可以说些什么，但当被严肃认真地提问，被问及“虚无主义是什么”时，人们又像奥古斯丁一般，“无人问我，我还知道，若要解释，却又茫然”。 这并非意味着本书作者就优越地占有了虚无主义一词。
在《虚无主义》一书的词汇表部分，格尔茨为诸如存在主义、形而上学和后现代主义等专门术语都提供了一句话长度的解释。 而当论及“虚无主义”这一概念时，作者却退却了——“我真想把这个复杂的观念简化成一句话以便能写在本书的封底上”。 格尔茨没有也无法直接给出“虚无主义是什么”的答案，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一系列问题与讨论引导读者进行思考。
在格尔茨看来，虚无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是“逃避现实，而不是面对现实；关于相信其他世界，而不是接受这个世界”。这也就是说，虚无主义者并非一般地持有“虚空的虚空”这样的立场，而是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特定的现实加以彻底地否定。因此，尼采才会在《论道德的谱系》中给出了五种虚无主义者用来分散和转移不满的方法：自我催眠、机械地服从、制造小小的快乐、随大流以及恣意放纵。这是拒斥特定生活的态度，而非彻底放弃生命的态度。这些方式也常常被现代人用以回应生活——我在我的生活中感到痛苦，但我的生活总还是我的，因此我决定麻痹自己，暂时忘记“我”：饮酒、服从智能设备、用“小确幸”或“岁月静好”代替生活、加入社交群、参与网络舆论。这些行为简单快乐无痛，并常常给予人“摆脱虚无”的幻觉。
《论道德的谱系》，[德]尼采著，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12月。
格尔茨同意尼采的判断，以上五种“摆脱虚无”的妙招，犹如特供给虚无主义者的毒品，其效力真的只是幻觉而已，而其后果则是沉入更深的虚无主义之中。生活总是会击穿种种幻觉，药效退去之后重新袭来的不确定性与无力感使人们退回私宅的安乐椅上，试图通过个人的自我调适来适应生活，通过逃避生活的“难堪”来重获生活的控制感与安定。这事实上就是将自己的私宅当作了快乐箱，试图用日常生活、私人情感、个人爱好所具有的种种快乐来说服与安慰自己。这使得人失去了追问“为什么”和“怎么办”这样诉诸反思的心灵力量，取而代之的是“正常化的虚无主义”（“normal nihilism”）——对生活的虚无本身安之若素，习以为常。
在这个无法自圆其说的世界，一切被削薄为习惯、平庸和无意义。当被问及“最近在做什么”时，人们常常回答“没什么”。回答中所蕴藏的情绪大部分是疲惫或低落，即使出于对提问的躲避，也依然如此。因为人们预设了“生活应该有意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生活的意义，或者被迫扭曲自我来给庸常的生活赋予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何一种主张生活有意义的哲学可能比想象中更接近虚无主义。
为什么我们应该警惕虚无主义？
虚 无主义是当代社会的流行病，且具有高度的传染性。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暧昧的伦理》一书中就曾给出过这样的警告： 虚无主义可以像疾病一样进行传播。 这个比喻或许会给人一种误解，似乎虚无主义同疾病一般痛苦且令人衰弱，因此对此种疾病的围剿是当务之急。 而事实恰恰相反，虚无主义是那么无痛且给予人宽慰。 正因为如此，现代人与它的关系更接近于物质滥用——他们需要它来逃避生活，否则将更加痛苦。
虚无主义者既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但又将无意义视为“不正常”与悲哀。理想世界中的有意义生活和现实世界中了无生气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间隙。为了归顺于那种被虚构出来并嵌入了神圣的等级秩序之中的理性，虚无主义者只能自我扭曲，将意义强加于生活。他们不仅将压迫与不幸仅仅视作个人感受，而且将自己贬低病态，这种对超自然秩序的推崇和对自然欲求的贬黜恰恰会催生更多更深的虚无主义。
在面对生活中必然面对的不公与压迫之时，虚无主义者可能更倾向于“保持沉默”而非参与争论。一些虚无主义者出于对价值的不屑一顾而远离争论，另一些则认为争论会产生反效果而拒绝参与。
电影《无理之人》剧照。
但汉娜·阿伦特指出，危险就隐藏在这里。只要人们相互争论，民主就能存活，而当人们开始倾向于个人利益而不是政治责任时，民主就会凋零。民主给予了我们以邻人，它使我们自愿生活在一起彼此为邻，我们的尘世生活也因此而拥有意义——意义即在于自由人之间的邂逅与别离。听从阿伦特的警告，我们首先要找到一种重振公共辩论和争论实践的方法，从而可以对抗虚无主义使民主得以存活，进而使得我们作为人而存活。这就是所谓的“人之条件”。
根据阿伦特的观点，相互争论是一种将我们有限的经验结合到对世界的共同理解的方式。只有保持相互争论，政治才可能存在。而虚无主义在根本上取消了争论的价值，进而取消了争论本身。阿伦特警告说，虚无主义是思维中永远存在的危险。与苏格拉底式对话不同，虚无主义的目的不是寻求真理，而是寻求思维的终点。因此，如果我们能保持思考的欲望，并加入问题的争论，我们就有把世界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的希望。所以，接受“宇宙没有任何意义”会导致人们对于压迫、战争等不公正的消极与漠视。虚无，这在根本上是对价值的取消，它使人们在获得不失望与平静的同时也失去了愤怒的力量与反抗性。
如何摆脱虚无主义？
尽管《虚无主义》一书的作者格尔茨与他所引用的伟大思想家们对虚无主义提出了如此多角度的批判，但正如尼采所说，我们需要区分两种虚无主义： 积极的虚无主义与消极的虚无主义。 前者利用虚无主义去解决问题，而后者利用虚无主义去逃避问题。 积极的虚无主义者放下了对永恒价值的渴望，通过价值重估，来获得创立新价值的契机。
比起对虚无主义者给予好恶评判，我更倾向于对他们存有感激与敬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打扫了旧传统并为新的可能性提供了空间。虚无主义警醒人们，无论是信仰还是享乐，每一件事都不是理所当然地附带着价值。这使得人们意识到节制的重要性：不让自己拿到足够的筹码，以免陷入意味未明的牌局当中，在怀疑中消耗，在消耗中找寻。
电影《无理之人》剧照。
格尔茨在讨论“虚无主义”之时所采取的态度，或许会激怒某些人。比起简单地将虚无主义判决为不可两立之敌，他选择将其视作可以拆解分析的问题。毕竟，虚无主义更像是一种境况，而非是一种简单的立场——你很难通过宣誓成为虚无主义者，或通过痛斥拒绝虚无主义。
如何摆脱虚无主义呢？或者说，我们是否有必要彻底摆脱虚无主义？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给出直接有力的答案。我想，只要对人的有限性有足够认识，对抗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犬儒主义，以及“凡事无所谓”的，只能是遍布瑕疵的人类行动。这注定是一场持续且艰辛的斗争。毕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虚无主义者。正如格尔茨在本书的结尾所说：“如果虚无主义没有杀死我们，它或许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壮。”
最后，一个小小的友情提醒。阅读完这本书，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恼怒”。他们会发现使用“虚无主义”一词来攻击投掷他人将不再是那样的顺手——因为指控者往往也是虚无主义者，虽然他们自己很难意识到这点。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赵奕菲；编辑：刘亚光；青青子； 校对：薛京宁。封面题图来自《无理之人》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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